在此次活动中，谭盾与白岩松展开了一场以“古典+”为主题的妙趣横生的跨界对谈，畅聊古典音乐与跨界。

谈及各国的古典音乐风格，谭盾表示，音乐是一种时间的分割仪式。从巴赫跳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再到勃拉姆斯，这一跳就是几十年，这个风格变化要经历很多。

“英国是一个能够缔造‘披头士’的国家，法国是酿造小资。它们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信天游，中国是敦煌，中国是儒释道。所以我觉得作为音乐界来说其实最难突破的就是在作曲风格、在指挥风格、在诠释风格上面。”谭盾说。

对此，白岩松认为，谭盾的音乐，是把西方音乐的技术与中国音乐的灵魂、意境相嫁接，“我们一说到古典音乐，想到的就是西方古典音乐，其实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同样悠久。西方古典音乐讲求合作、和谐，中国古典音乐讲究的是个体和意境，是一人一琴一天地，两个懂音乐的人相遇，就有了难得的‘知音’。”

谭盾指出，“音乐学院里学的大部分是西方的，而咱们中国的音乐其实是在空气里、水里、诗歌里。我个人体会，西方的古典音乐其实是用和弦和乐音物理的组合造成流畅的紧张、舒缓。而中国音乐是有机体系，一个是乐音体系，一个是有机体系。”

谭盾深感自身对于中国古典音乐的责任，他直言，“我觉得再过一百年如果古典音乐还没有中国学派，世界音乐史还没有谈中国音乐的美学，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非常耻辱的。这也是我要用毕生精力来为之奋斗的。”

谈到电影音乐的创作，曾经为《卧虎藏龙》等经典电影配乐的谭盾认为，“音乐在电影里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一种‘字幕语言’。很多导演做故事的时候，文字不一定能讲得清楚，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借助于音乐。着其实是伟大中华民族文化跨越几千年的一个大格局。捕捉、想象这样的声音，对于作曲家来说，一定要有感情。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无论是我们现在做的‘丝绸之路’还是‘一带一路’，或者这样那样的创作计划，音乐还是要回归于情感的体现。”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

环球时报：您参与过多部电影音乐的制作。音乐对于电影和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谭盾：音乐在电影里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所谓“字幕语言”。讲故事的时候，有的地方语言不一定能讲清楚，这时要特别借助于音乐。比如，《卧虎藏龙》里，李慕白(周润发饰)实际上喜欢玉娇龙(章子怡饰)，玉娇龙也喜欢他，但中间较着劲儿，两个人针锋相对。导演李安就对我说：“你可不可以用音乐告诉观众，他们两个人相爱了，但我不能说，我说了人家会恨死我的。”有意思吧？音乐，就是形断意不断。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英国披头士乐队哪首歌流传最广？就是《Hey Jude》。2012伦敦奥运会就用它做了开幕曲。当年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结婚后，约翰·列侬和前妻的5岁儿子得了忧郁症。为了救这个孩子，乐队全员出动写了这首歌。没想到，一个给孩子的歌却让全世界听上了瘾。今年正好是这首歌创作50周年。所以，无论我们做这样的音乐创举或那样的原创，音乐还是一定要回归情感的描述。

环球时报：据说，中国的音乐学院对于二胡等民族乐器的教学手段偏向于西方，这是否会导致民乐传统的丢失？

谭盾：我当初留学时，父亲对我说，不要老讲英文，英文讲多了什么都忘了。我说，如果把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传到全世界，我英文不讲好怎么传？其实，艺术门类里有很多东西，东西方可以互相借鉴。比如，无论跳民族舞还是爵士舞，上来都是先学芭蕾的训练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身体展示。西方的现代美术也经常用中国“大象无形”的理念。科学跟艺术是一对孪生姐妹。刘天华之所以成为刘天华，就是因为他把很多小提琴技术改成二胡技术，使二胡有了崭新的生命。民族音乐也可以有不同的训练方式，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看个人理解和个人目标。越多元化的学习，越能成就个性化发展。小孩的教育一定要多元，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一条是给他选择，而不是教他怎么做。天才是怎么出来的？全是自我的选择。

越古老的东西越要用新东西去带动

环球时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何创新才是对的？

谭盾：真正的创新要在最大的平台上做，比如教育、新理念或体系的创立、新市场的开拓，至少这三个层面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一定离不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对于真正新意的理解。越古老的东西可能越要用新的东西去带动它。越原始的、传统的、根基舍不得的东西，越要用科技的东西去拥抱它。当科技拥抱传统的时候，未来就会产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新”也有“心”的意思，内心的“心”和崭新的“新”，这两个东西要连在一起。

环球时报：您在音乐实践上做过不少创新，但有人认为您的音乐“观念大于内容”。您对这种争议怎么看？

谭盾：我的观念的实行，永远是要用最最美丽的旋律和最最动听的音乐去承载。你要让平台说话，因为自己有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比如，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节奏太强？这些从来不听节奏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节奏性太强。还有人会不会觉得你的旋律要有更多民歌？也许他听的器乐不够，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做民歌，可以把民歌演化成交响乐，不就像贝多芬把德国民歌演化成《欢乐颂》一样吗？我觉得一方面要执着，坚持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有时听听不同声音也蛮好的，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对的，但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自己。不过，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自己认定的方向、观念，我会一直走下去。而且，我觉得艺术就是要观念取胜，要有大的格局。

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希望

环球时报：根据您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中国音乐如何才能“走出去”？

谭盾：我觉得“中国音乐走出去”，一是要进入西方市场，二要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三是要让西方的东西进来。文化不交流就不能普及，也不能进入别的国家。之所以“丝绸之路”有意思，“一带一路”伟大，就是因为可以做到你进来，我出去，一定要交流才可能兴旺自己。但是，为什么有的东西普及不了，去不了外国？而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前的东西如禅宗思想、阴阳太极，在外国就那么兴旺？因为它们有一种共通的哲学能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是你创造的，但有人类的共通性，让其他民族的人也觉得它是驱动力，就很容易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

环球时报：在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大都是老人，很多小孩都不学钢琴了。而在中国，古典音乐的观众群体普遍年轻。“歌剧之王”多明戈曾表示，中国有可能拯救古典音乐市场。您如何看中国音乐市场的未来？

谭盾：这个关注很有意思，你说的情况也是对的。中国到底是不是未来音乐的市场？我觉得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中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民族。中国人可以听雪，这是什么情怀？中国人说“大音希声”，在国外索性我就直接这么翻译：最宏大的声音只能在安静中听到。他们觉得很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心里的世界非常大，可以装很多东西。禅就是自己对自己说，就像打高尔夫自己跟自己比一样。作为中国作曲家，我觉得西方的世界音乐史写得不公平，都是西方几百年那一套。为什么不写中国的、东方的？两百多年前，巴赫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而早在2400年前，中国的编钟就已经有十二音了。一千多年前，敦煌壁画上的乐队已经上千人了。西方的古典音乐是用和弦和乐音的物理组合创造出流畅、紧张、舒缓。中国的音乐在空气里、水里、诗歌里，中国音乐是信天游，是敦煌，是儒释道，是一种有机体系。中国音乐是一人一琴一天地。一把古琴就是一个千人乐队。所以，我觉得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的希望。

从目前中国音乐教育的规模看，非常了不起。但也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担忧，中国的大学越建越多，真正的教授越来越少。如果我做一个称职的教授，一定要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才可以让想象力乘着音乐的翅膀自由飞翔。另外，中国的音乐会很多，但我们的原创歌剧、原创交响乐有几个是可以让世界管弦乐团作为21世纪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来演奏的？我一直想把中国古典音乐学派立起来，但这不是容易的事。音乐最难突破的是在作曲风格、指挥风格、诠释风格上。此外，成就一个音乐大国，要开多少音乐学院、多少音乐厅？需要多少家庭的投入？家庭和国家的教育要重新整合，还涉及到对中国哲学基础的研究以及中国音乐家的拓展。其实，这是一个民族的事。再过一百年，如果古典音乐还没有中国学派，如果世界音乐史还没有谈中国音乐的美学，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是非常耻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奋斗!

据了解，在自18日起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迎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美杰三重奏、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5支国内外优秀乐团，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瓦西里·佩特连科、谭盾、谭利华、张艺等中外著名指挥家，将分别携手让·伊夫·蒂博戴、鲍里斯·吉尔伯格、吕思清、秦立巍、孙颖迪等中外著名演奏家，轮番献上6场精彩的音乐会。

白岩松认为，“漫步经典的气质就像英国的逍遥音乐会，逍遥音乐会我去听过，花五英镑买了票，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虽然是这种随意的形式，但首先它的音乐水准真高。漫步经典也一样，观众不用正襟危坐，不用西装革履，没有那么多约束，大家都很开心，但千万不要一说漫步经典大家想到就是周末音乐会，漫步经典的水准也是非常高的。”

白岩松指出北京最有责任承载文化中心建设，“这个责任应该不止于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离人民大会堂近，更在努力离人民更近。音乐之于北京，应该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现在浮躁的声音太多，因为噪音多，才更显出音乐的可贵。漫步经典就是与噪音对抗，展现乐音的美好。”

对此谭盾称，“北京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多元而浪漫，北京的音乐也应该多元化。国家大剧院今年漫步经典推出的‘古典+’主题，就是推广多元化、多面貌的古典音乐，大剧院有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在一个音乐节里可以融入爵士乐、电影音乐、摇滚乐等等，充分营造出古典音乐的浪漫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