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音乐的情感反应似乎超越了文化、语言和地理的限制，这种普遍性意味着音乐有共同的进化基础吗?

无一例外，不同的人类文化都能产生某种形式的音乐。然而，这些音乐文化之间似乎有很大不同，从意大利歌剧到克罗地亚klapa再到图瓦喉音唱法，各式各样的节奏、旋律、动力学以及和声中等，凸显出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中创造性的多样性。

就像语言一样，音乐在人类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却不存在于哪怕是最亲近的非人类近亲中，这至少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音乐与语言不同，它没有明显的自适应功能，这促使研究音乐的科学家们想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帮助音乐出现的。音乐是一种进化适应，还是纯粹的人类发明?

这是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1871年的著作《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提出，他认为音乐可能是进化来帮助人类祖先吸引潜在配偶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音乐是从协调领土防御的发声中进化而来的，例如在其他群居性动物中，包括在黑猩猩中观察到的声音。

但许多学者，尤其是人种音乐学家，始终对这种所谓的“适应主义方法”持谨慎态度。这种方法给出了发人深省的解释，但它在将音乐与生殖健康联系在一起时却缺乏确凿证据。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音乐性并不是一种人类特征，而是一种技术，一种既美丽又令人振奋的、已经存在的适应性结果，并没有进化上的优势。

解决这场争论的一种方法就是寻找音乐中的共性，在音高、旋律、节奏、和谐、音色、纹理以及在没有彼此接触的社会音乐中寻找共性。正如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所说的，如果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言”，那么我们就可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即人类对音乐的嗜好可能来自于生物本能。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音乐实验室主任、认知科学家萨姆·梅赫尔（Sam Mehr）说:“任何一项研究都是通过对大量不同文化的对比，从本质上来说，它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同时也证明人类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

心理学家们始终认为，人类语言具备这样的普遍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裔美国籍的完形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就曾进行过实验，向参与者展示了两种形状的图像，一种是锯齿状的尖形图案，另一种则是球状的圆形图案。

当参与者们被要求用“takete”和“baluba”这两个毫无意义的词汇来标记这些形状时，参与者们绝大多数都把“takete”与尖形图案联系起来，而将“baluba”与圆形图案形状进行联系。这一效应已被证明，能在最小两岁半的儿童身上发挥作用。

也许音乐也有类似的效果。在与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曼维尔·辛格（Manvir Singh）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梅赫尔博士及其同事们从86个小型社会群体收集到样本声音录音，包括外赫布里底群岛上的苏格兰高地口音、密克罗尼西亚的丘克语(Chuukese)、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赫哲语（Nana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