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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康服务产业规模接近5万亿规模，预计到2030年能达到16万亿。从5万亿到16万亿还有足够大的上升空间，这其间，存在很多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机会。这么大的空间，如何做到呢？
近期，医疗机构医药分开的呼声及政策支持力度愈加增大。2017年1月9日，国务院官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医疗机构应按照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并主动向患者提供，不得限制处方外流。探索医院门诊患者多渠道购药模式，患者可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
2017年2月9日，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医疗机构医药分开的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补充指出，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可探索将门诊药房从医疗机构剥离。探索医疗机构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产业能够达到8万亿，预计到2030年健康服务产业规模能达到16万亿。但目前，整和所有接近5万亿规模，从5万亿到16万亿还有足够大的上升空间，这其间，存在很多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机会。”
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国家医改执行委员张伯礼在全国两会期间，由中国医药行业25家协（学）会联合举办的“‘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从国家医改层面释放的利好消息。与会期间，张伯礼提出了他对新医改的思考及三方面观点建议，并反复强调了基层声音的重要性。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设健康国家号召，世界各国积极响应健康国家的“千年计划”。2016年8月我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召开敲响了中国建设“健康中国”的号角，习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三个著名论断，第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第二，把健康纳入各项政策中；第三，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三个论断强调了全民健康的意义，也对医疗卫生传达了新的要求：即从治病转向健康，以预防为主，把养老和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从事业到产业，会议文件阐释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内容和信息。
“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产业能够达到8万亿，预计到2030年健康服务产业规模能达到16万亿。但目前，整和所有接近5万亿规模。受国外购药、医疗旅游、医疗移民等因素影响，国内市场在健康服务产业方面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从5万亿到16万亿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其间，存在很多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机会。张伯礼从国家医改方向如是说。
新医改自2009年启动至今已是第八年，宏观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美国用18%的投入使得美国国民预期寿命达到79岁，平均每人药费9400美金，我国用5%的投入使中国人预期寿命达到76岁，中国人平均药费是美国的零头，400美金。与之对比，美国国民预期寿命只比我国仅高出3岁。与此同时，我国儿童死亡率，医保覆盖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医改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它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尤其是中国的医改，国家以低投入办了件高产出的事，医改在路上，以后会越来越好。
张伯礼院士指出：宏观上的进步不能掩盖微观上的问题。具体来看，医改过程中，一直存在医疗环境恶劣、基层医疗虚化、医学教育、职业环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理清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医改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进行宏观调控。从解放前全面医保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步放开，国家正转换角色定位，基本医疗是国民的事亦是国家的事，要合理分配政府与市场合作解决医疗的配比问题，让医改更有成效。
第二，守底线、保基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找大医生、找好医生贵，去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基层医院、以及一二级医院并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此，医保保基本，守住“基本”这条底线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同时，允许放开部分高端私人社会办医，满足高端专医专护需求的消费群体。
现在我国医保个人账户付费部分只有2%，工资的2%是国家和单位给到账户。参照国外，一般国外给国民医保比例为1比1，我国是4比1，医保个人承担2%，单位承担8%到12%。因此，应该适度提高一些个人付费比例，提高到4%，然后提出封顶线适度要调高，特别是大病应该到封顶线，防止因病致贫。
综合以上两点，“保基本和高端服务二者并行不悖，既然有市场机制就应该激活市场机制完全适应市场”，张伯礼指出。
第三，从基层角度出发，切实解决三医联动问题。三医联动问题问题最多，特别对医药产业，现在不断有新的举措，药品注册、医保目录、支付方式、分类改革等。西药企业多，中药企业少，中药问题更多，审批制度、经典名方、注射剂的问题等等很多，但是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的，一定要看到三医联动依然在路上，问题很多，调整的也很快。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药品注重质量，包括一致性评估、临床评价出现的一些水分都是要求提高质量，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总的来说一方面是向国际靠拢，另一方面是解决技术问题，提升质量。
张伯礼在和与会代表探讨医改问题时，反复强调要听基层的声音、愿意听基层的声音，将来自基层的声音和意见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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